吉隆坡高庭日前针对电台DJ陈志康母亲被谋杀一案，指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林康伟的杀人动机，而且闭路电视从未按照《1950年证据法令》第90A（4）條文，申请作为呈堂证据，宣判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。
从事发至今，纵然公众一面倒地认为林康伟就是杀人凶手，（这也是包括自己在内偶尔出现的普遍思维，被告通常第一印象都有最），但抽身而看，在讲究证据的法庭审讯中，赤裸裸地弱点败在我国司法一贯出现的问题症结上 —— 搜证和检控程序。
我国的司法程序，一般上是警方先负责调查工作，再将报告和建议提呈给总检察署，後者会决定是否要进行提控，和以什么罪名提控；再接下来，就是法庭根据控状和证据，还有供证做出判决。
陈母的判决，让我想起过去几次参与聆听的审讯中，和从10多年前的王丽涓、到近年来的林良实、赵明福、朱玉叶等案件作联想，。得出一个结论，第一环的搜证或检控有很多问题。也因为如此，每当看见大家都说，“反正有钱，最后肯定没事”、“我国的司法完全不能相信”、“不用审判，反正无罪释放”等等的句子，我都以这句话作回应，“我信仰司法独立，只是不信任搜证和检控环节。”
好了，铺成了那么多，现在一层层地拨开当中的弊端。我无意批评警方的搜证程序，但事实上当中存在少部分的“枯枝”，破坏原本专业的团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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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来，就是检控环节。或许很多人不清楚，我国的总检察署拥有强大的权利，去决定“是否要”针对某某案件进行提控，而且他的这项权利，是无须对外解释，也无需面对国会的召见和做出解释；当然，他也有权利进行“大量”提控，例如早前多名政客和学运分子分分被《煽动法令》提控。
同样采取西敏寺制度的英国却和大马不同，他们的总检察署就不像我国的总检察署这么“自由”，因为他们必须相国会解释，为何不检控某某案件。
由此可见，总检察署的机制必须独立，和向国会负责，这样就可以避免总检察长被套上“滥用权力”，或“倾向政治意向”的提控某某人士。
我相信监督下的检控机制，会日趋完善和更加专业。
除了林良实、赵明福等，分享几个鲜为人知的案例让大家参考。2011年3月24日，美里的17岁少女黄于慧，约上午11时声称外出向朋友索取大马教育文凭成绩，从此一去不返，疑遭男性友人谋杀，弃尸偏僻沟渠内，而未成年李姓少年向警方自首。
法官在判词中表明，呈堂证据包括塑料袋、死者与被告手机等证物立场不足。例如经过化验的塑料袋并无被告指纹，被告手机虽曾发出信息指已杀人，却不能证明该封信息就是发自于被告，种种证物因漏洞太多，而使得被告逃过法律制裁。
根据报道，在判决当天，死者家属及亲友团向媒体抱怨，指副检查司负责将案件带上法庭时，少与家属接触，也指被告是未成年关系，所以不得进入法庭，直到结案陈词才获准入庭聆听，发现许多事项已被扭曲，而副检查司在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反对，引起他们极度不满。
案例2，在陈母的案件中，法官做出3大主因裁决，包括控方没有依照程序证明闭路电视短片的真伪，以致所有有关闭路电视短片的供词被视为无效。
例如，控方没有依照程序来向法庭提呈死者住家的闭路电视短片，因此违反了根据1950年证据法令第90A条文，所以法庭不能接纳死者家人对闭路电视短片的一切供词；即使有闭路电视短片证据的支持，但短片中显示的证据，包括狗的动作、凶手的跑姿等等都非常弱，根本不足于证明被告就是致死死者的人。
好吧，说说审讯中的亮点之一，就是在被告向友人借的灵鹿车辆上，找到一个占有血迹的黄色手套拇指碎块，但是手套上只有被告的血迹，没有死者的血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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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3，2012年6月14日凌晨1时30分，前汇丰银行诗巫分行经理黄政贵，死于自家位于乌鲁双溪美拉33巷A门牌1D屋子的主卧房内。
检控方于2014年9 月8 日提呈修改控状为刑事109及302条文。女副检察官突然提呈修改的控状，将原来的唆使误杀罪改为唆使谋杀罪，即从刑事法典109（教唆）与304（a）（误杀）同读的条文，修改成刑事109（教唆）与302（谋杀）条文同读，
由于有关条文是在高庭审讯的权限，因此申请将案件转交高庭。而地庭法官撤销有关申请，并谕令首及次被告“无事省释”（discharge not amounting to acquittal）。
法官在判词中说，控方修改控状的条文是在高庭审讯的权限，因此申请将案件转交高庭。认为修改的控状，与被高庭司法专员撤销的控状相同。而当时撤销的理由是有关控状具有缺陷，并裁决首及次被告无事省释，重点来了，当时检控方没有提出上诉。
这也让法官认为，控方的举动是滥用法庭程序，加上地庭违反高庭的裁决等同藐视法庭。因此，他裁决撤销修改的控状，并谕令首及次被告“无事省释”。
“无罪释放”与“无事省释”（discharge not amounting to acquittal）两者有天渊之别，前者意味案件已结束，如果控方一个月内没有提出上诉，就不会再听讯，被告便可高枕无忧。后者则表示放人不等于无罪释放，案件留着一条尾巴，不论何年何日，只要控方找到新证据，案件就可能重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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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检控程序是整个司法环节极其重要的步骤。贯而连之，司法和正义，往往因为部分人的懒惰和不细心，让整个体制看起来乌烟瘴气，
如果以客观和公平的角度去调查涉犯，也以专业的角度处理，这就是重建人民我国司法的信心。至于那些不负责任者已经破坏我国司法的公正与公义，所以他们也属于藐视法律的一群，应该被正法之！
从事发至今，纵然公众一面倒地认为林康伟就是杀人凶手，（这也是包括自己在内偶尔出现的普遍思维，被告通常第一印象都有最），但抽身而看，在讲究证据的法庭审讯中，赤裸裸地弱点败在我国司法一贯出现的问题症结上 —— 搜证和检控程序。
我国的司法程序，一般上是警方先负责调查工作，再将报告和建议提呈给总检察署，後者会决定是否要进行提控，和以什么罪名提控；再接下来，就是法庭根据控状和证据，还有供证做出判决。
陈母的判决，让我想起过去几次参与聆听的审讯中，和从10多年前的王丽涓、到近年来的林良实、赵明福、朱玉叶等案件作联想，。得出一个结论，第一环的搜证或检控有很多问题。也因为如此，每当看见大家都说，“反正有钱，最后肯定没事”、“我国的司法完全不能相信”、“不用审判，反正无罪释放”等等的句子，我都以这句话作回应，“我信仰司法独立，只是不信任搜证和检控环节。”
好了，铺成了那么多，现在一层层地拨开当中的弊端。我无意批评警方的搜证程序，但事实上当中存在少部分的“枯枝”，破坏原本专业的团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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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来，就是检控环节。或许很多人不清楚，我国的总检察署拥有强大的权利，去决定“是否要”针对某某案件进行提控，而且他的这项权利，是无须对外解释，也无需面对国会的召见和做出解释；当然，他也有权利进行“大量”提控，例如早前多名政客和学运分子分分被《煽动法令》提控。
同样采取西敏寺制度的英国却和大马不同，他们的总检察署就不像我国的总检察署这么“自由”，因为他们必须相国会解释，为何不检控某某案件。
由此可见，总检察署的机制必须独立，和向国会负责，这样就可以避免总检察长被套上“滥用权力”，或“倾向政治意向”的提控某某人士。
我相信监督下的检控机制，会日趋完善和更加专业。
（照片转载自网络）
除了林良实、赵明福等，分享几个鲜为人知的案例让大家参考。2011年3月24日，美里的17岁少女黄于慧，约上午11时声称外出向朋友索取大马教育文凭成绩，从此一去不返，疑遭男性友人谋杀，弃尸偏僻沟渠内，而未成年李姓少年向警方自首。
法官在判词中表明，呈堂证据包括塑料袋、死者与被告手机等证物立场不足。例如经过化验的塑料袋并无被告指纹，被告手机虽曾发出信息指已杀人，却不能证明该封信息就是发自于被告，种种证物因漏洞太多，而使得被告逃过法律制裁。
根据报道，在判决当天，死者家属及亲友团向媒体抱怨，指副检查司负责将案件带上法庭时，少与家属接触，也指被告是未成年关系，所以不得进入法庭，直到结案陈词才获准入庭聆听，发现许多事项已被扭曲，而副检查司在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反对，引起他们极度不满。
案例2，在陈母的案件中，法官做出3大主因裁决，包括控方没有依照程序证明闭路电视短片的真伪，以致所有有关闭路电视短片的供词被视为无效。
例如，控方没有依照程序来向法庭提呈死者住家的闭路电视短片，因此违反了根据1950年证据法令第90A条文，所以法庭不能接纳死者家人对闭路电视短片的一切供词；即使有闭路电视短片证据的支持，但短片中显示的证据，包括狗的动作、凶手的跑姿等等都非常弱，根本不足于证明被告就是致死死者的人。
好吧，说说审讯中的亮点之一，就是在被告向友人借的灵鹿车辆上，找到一个占有血迹的黄色手套拇指碎块，但是手套上只有被告的血迹，没有死者的血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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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3，2012年6月14日凌晨1时30分，前汇丰银行诗巫分行经理黄政贵，死于自家位于乌鲁双溪美拉33巷A门牌1D屋子的主卧房内。
检控方于2014年9 月8 日提呈修改控状为刑事109及302条文。女副检察官突然提呈修改的控状，将原来的唆使误杀罪改为唆使谋杀罪，即从刑事法典109（教唆）与304（a）（误杀）同读的条文，修改成刑事109（教唆）与302（谋杀）条文同读，
由于有关条文是在高庭审讯的权限，因此申请将案件转交高庭。而地庭法官撤销有关申请，并谕令首及次被告“无事省释”（discharge not amounting to acquittal）。
法官在判词中说，控方修改控状的条文是在高庭审讯的权限，因此申请将案件转交高庭。认为修改的控状，与被高庭司法专员撤销的控状相同。而当时撤销的理由是有关控状具有缺陷，并裁决首及次被告无事省释，重点来了，当时检控方没有提出上诉。
这也让法官认为，控方的举动是滥用法庭程序，加上地庭违反高庭的裁决等同藐视法庭。因此，他裁决撤销修改的控状，并谕令首及次被告“无事省释”。
“无罪释放”与“无事省释”（discharge not amounting to acquittal）两者有天渊之别，前者意味案件已结束，如果控方一个月内没有提出上诉，就不会再听讯，被告便可高枕无忧。后者则表示放人不等于无罪释放，案件留着一条尾巴，不论何年何日，只要控方找到新证据，案件就可能重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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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检控程序是整个司法环节极其重要的步骤。贯而连之，司法和正义，往往因为部分人的懒惰和不细心，让整个体制看起来乌烟瘴气，
如果以客观和公平的角度去调查涉犯，也以专业的角度处理，这就是重建人民我国司法的信心。至于那些不负责任者已经破坏我国司法的公正与公义，所以他们也属于藐视法律的一群，应该被正法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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