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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3月31日星期二

從李光耀的國葬看他治理下的新加坡




經過1個多月的等待,7天的悲痛瞻仰,被譽為強人領導的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在3月29日正式告別了苦心經營的新加坡。

李光耀的逝世再次掀起各界,尤其是馬新兩地的兩極化評論,軸心離不開“李光耀的獨裁”VS“李光耀的貢獻”,這無需多加贅言。反倒是可以分享一些主觀裸體的冷眼,從李光耀的國葬看他治理下的新加坡。

且,歸功或抨擊,自在人心。

先說那個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加坡。在李光耀逝世的那個早上,兒子兼總理李顯龍在早上8時通過電視向媒體發表演說告知哀耗,同時,總理公署也立即公佈總理官邸、國會大廈、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化中心以及萬禮火化場分別在國葬中扮演的角色。

如此媒體公關手段,實屬他人或政府學習。尤其是當初經歷MH370的我國政府,更應該吸取教訓,萬勿重複公關災難。

當天中午抵達新加坡,從機場、德士到廣場,已經取消節目改以輕音樂播放的電台,不斷重複李光耀談話與金句的電視節目,再到路上手握媒體加印“號外”的行人,那個島國頓時瀰漫著淡淡的哀愁。

首兩天,雖然總理官邸的治喪屬於私人喪禮,但民眾依然到總統府外或18個弔唁處獻花致敬;而當靈柩轉放至國會大廈讓民眾公開瞻仰後,更能窺探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。

在安排媒體採訪方面,當局成立的治喪委員會除了要求媒體登記以外,更定時在晚上電郵提醒隔日行程。當然,新加坡的新聞自由“非常有限”,除了治喪委員會的自家媒體外,一些官方媒體也未必能夠全程採訪國葬過程。

當局此舉雖可達到信息整合的地步,但已妨礙的新聞自由,尤其是靈柩離開國會大廈後就屬與私人追悼,讓不少外國媒體因此“撤退”,改以通過官方視像和圖片報導。

在跟進國葬消息的期間,是無法從治喪工作人員或站崗的警察中得知任何“額外”消息。他們在聆聽疑問後都有一套“標準作業程序”,要求名字,要求等待,匯報上司,再告知結果。這恰恰反映出家長式管理的一種“聽話”模式。

這不是錯,但和我在大馬經歷一些集會時,即使你和站崗的警察詢問,要么狐假虎威,要么不懂裝懂,再不然就嚴厲責罵不許提問的現象相比,我們是應該學習。

在民眾反應方面,一個可以為吉蒂貓瘋狂而排隊的國度,在面對李光耀逝世時,當然也不遜色,雖然井然有序的排隊不知是文化,或者是“怕罰款”。

尤其是在國葬當天,那急促的大雨並無法驅散等待目送靈柩的決心,無論是新加坡人或者外國人,都願意冒雨等候;而政府也在15分鐘內迅速派發雨衣。

姑且勿論民眾是否“怕輸”心態作祟,但現象的另一面,這也和鉗制媒體的生態脫離不了。

無論朝野,任何執政黨都希望牽制媒體,不想讓家醜外揚,尤其是在資訊不流通的那個年代,統一(或打壓新聞自由)的情況下,導致人民所接受到的資訊有限,從而被灌輸一些既定看法。

即使是國葬期間也如此。例如,臺灣總統馬英九在24日以私人身份出席喪禮,吸引一众媒體鳩候在總統府外。縱然中國反應平淡,但面对一个中国和新中关系的压力,隔日卻不见马总统抵达新加坡的报导,就好象他没有踏足新加坡那样。

我一直認為,一個人的功過永遠不能相抵。而褒揚或批評的一線之差僅在評論者立足的高度和立場。

對於新加坡人,因為生活在安全、幹凈、有效率、交通方便的國家,常年累月被良好政治給包圍,是不會有多大的批評和埋怨。

縱使發展國家乃執政者的責任,但人是健忘的,尤其是面對感情脆弱的時候,嚴重者更凸顯奴性。

而批評李光耀者,當然忘記不了李光耀的“過”,包括褫奪南洋大學創辦人陳六使的公民權以及關閉南大,打壓華教的做法。

也正因為功過不能相抵,而讓“批判性思考”VS“鞭屍”,以及“歌功頌德”VS“模糊歷史”的極端對比難以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