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李光耀的國葬看他治理下的新加坡

經過1個多月的等待，7天的悲痛瞻仰，被譽為強人領導的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在3月29日正式告別了苦心經營的新加坡。

李光耀的逝世再次掀起各界，尤其是馬新兩地的兩極化評論，軸心離不開“李光耀的獨裁”VS“李光耀的貢獻”，這無需多加贅言。反倒是可以分享一些主觀裸體的冷眼，從李光耀的國葬看他治理下的新加坡。

且，歸功或抨擊，自在人心。

先說那個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加坡。在李光耀逝世的那個早上，兒子兼總理李顯龍在早上8時通過電視向媒體發表演說告知哀耗，同時，總理公署也立即公佈總理官邸、國會大廈、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化中心以及萬禮火化場分別在國葬中扮演的角色。

如此媒體公關手段，實屬他人或政府學習。尤其是當初經歷MH370的我國政府，更應該吸取教訓，萬勿重複公關災難。

當天中午抵達新加坡，從機場、德士到廣場，已經取消節目改以輕音樂播放的電台，不斷重複李光耀談話與金句的電視節目，再到路上手握媒體加印“號外”的行人，那個島國頓時瀰漫著淡淡的哀愁。

首兩天，雖然總理官邸的治喪屬於私人喪禮，但民眾依然到總統府外或18個弔唁處獻花致敬；而當靈柩轉放至國會大廈讓民眾公開瞻仰後，更能窺探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。

在安排媒體採訪方面，當局成立的治喪委員會除了要求媒體登記以外，更定時在晚上電郵提醒隔日行程。當然，新加坡的新聞自由“非常有限”，除了治喪委員會的自家媒體外，一些官方媒體也未必能夠全程採訪國葬過程。

當局此舉雖可達到信息整合的地步，但已妨礙的新聞自由，尤其是靈柩離開國會大廈後就屬與私人追悼，讓不少外國媒體因此“撤退”，改以通過官方視像和圖片報導。

在跟進國葬消息的期間，是無法從治喪工作人員或站崗的警察中得知任何“額外”消息。他們在聆聽疑問後都有一套“標準作業程序”，要求名字，要求等待，匯報上司，再告知結果。這恰恰反映出家長式管理的一種“聽話”模式。

這不是錯，但和我在大馬經歷一些集會時，即使你和站崗的警察詢問，要么狐假虎威，要么不懂裝懂，再不然就嚴厲責罵不許提問的現象相比，我們是應該學習。

在民眾反應方面，一個可以為吉蒂貓瘋狂而排隊的國度，在面對李光耀逝世時，當然也不遜色，雖然井然有序的排隊不知是文化，或者是“怕罰款”。

尤其是在國葬當天，那急促的大雨並無法驅散等待目送靈柩的決心，無論是新加坡人或者外國人，都願意冒雨等候；而政府也在15分鐘內迅速派發雨衣。

姑且勿論民眾是否“怕輸”心態作祟，但現象的另一面，這也和鉗制媒體的生態脫離不了。

無論朝野，任何執政黨都希望牽制媒體，不想讓家醜外揚，尤其是在資訊不流通的那個年代，統一（或打壓新聞自由）的情況下，導致人民所接受到的資訊有限，從而被灌輸一些既定看法。

即使是國葬期間也如此。例如，臺灣總統馬英九在24日以私人身份出席喪禮，吸引一众媒體鳩候在總統府外。縱然中國反應平淡，但面对一个中国和新中关系的压力，隔日卻不见马总统抵达新加坡的报导，就好象他没有踏足新加坡那样。

我一直認為，一個人的功過永遠不能相抵。而褒揚或批評的一線之差僅在評論者立足的高度和立場。

對於新加坡人，因為生活在安全、幹凈、有效率、交通方便的國家，常年累月被良好政治給包圍，是不會有多大的批評和埋怨。

縱使發展國家乃執政者的責任，但人是健忘的，尤其是面對感情脆弱的時候，嚴重者更凸顯奴性。

而批評李光耀者，當然忘記不了李光耀的“過”，包括褫奪南洋大學創辦人陳六使的公民權以及關閉南大，打壓華教的做法。

也正因為功過不能相抵，而讓“批判性思考”VS“鞭屍”，以及“歌功頌德”VS“模糊歷史”的極端對比難以平衡。